古往今来，人民渴望为官者都能清正严明，所以，对光明正大，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好官，推崇备至，并为其附会出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使之神化。北宋时的包拯就是其中的典型。自元人杂剧到现代的各戏曲，很多剧目有包拯出场，而且全是作为正义的象征来塑造这一历史人物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包公是否真象戏曲中所表现的那样正直、那样睿智呢？本文就从这个角度粗略地介绍一下历史上的本色包拯的精神面貌。
包拯字希仁，北宋咸平二年（999）生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初授建昌（今辽宁建昌县）知县，因父母俱老，辞不就职，数年后双亲并逝，葬毕父母，于景祐四年（1037）始出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市）县知县。上任未久，县里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几经考虑，才定出了一条妙计。他想这明明是仇家存心害人的，那么说不定还不肯就此甘休。于是对那个来诉冤的农民说：“你不要声张，回家把牛杀了就是，我自有办法破案。”那农民觉得知县说的话非常奇怪，因为按当时法律私宰耕牛要办罪。但又不敢违抗，还是回家把牛杀了。事情的发展也确如包拯所设想的那样，真的有人处心积虑陷害这个农民。第二天就有人来县衙告农民私宰耕牛。包拯估计这个人可能就是割牛舌的，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你好大胆，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现在又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人一下吓呆了。以为他是神仙下凡，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自己与那农民有隙，故意这么干的。从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康定元年（1040），包拯升任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县）知州。这时端州监狱里关了7个案情重大的犯人，罪状已查清，且业已判决，就等着执行了。听说负责复查案情的提刑司近日要到端州来，包拯非常高兴，觉得请提刑司复查一下案情，以免差错。哪知那提刑司深恐自己对这案件要负责任，故意回避，根本没来端州，转到别地了。端州的邻邑春州（今广东阳春县）捉了许多人犯，关了二百多天，其中有四五人要处死刑，充军的更多。包拯原以为提刑司要去了解案情，并且亲自审问，结果也没有去。包拯担心这一大群人中难免没有冤枉的，竟连一次伸诉的机会也得不到了。于是他就上奏疏，建议凡是有判刑5人以上的案件，或是将人犯关押很久而没有判决的，提刑司都应该亲自加以审问。皇上核准了他的奏疏。
端州出产一种可以用来做砚的精细石料，水墨不容易被吸干，制出的砚世称“端砚”。皇宫规定，每年地方官员要进贡一批端砚到京城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之机，向百姓大肆搜刮，超过进贡额数十倍，拿去讨好京城里的权贵显要。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集端砚，严格按照进贡朝廷数额，不准增加一块，对权贵大臣一律不送。在他调进京城的时候，行囊里面一块端砚都没有，可见他廉洁到什么程度。
庐州是包拯的故乡，包拯于皇祐五年（1053）在这里做过知府。他的亲戚朋友们以为从此有了大靠山便在外面胡作非为。他的一个堂舅父犯了法，包拯毫不讲私情，命令下人捉了来，照规定用了笞刑。这一批亲友看看势头不对才老实起来。包拯和所有的亲戚故旧没有一点私下接触，甚至信也不通一封。他晚年重病时，还留下遗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怪得很，庐州城内兴化寺里有个和尚，法名仁岳，倒是包拯的知音，两人常来常往。仁岳也特别景仰包拯，包拯死后，还在兴化寺旁建了一座包公祠，祭祀包拯。
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包拯因荐举属吏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为凤翔监税，其人上任不久便大肆贪污，包拯受连累，由刑部郎中降兵部员外郎，贬为池州（今安徽池州市）知州。在池州任上，前后不到一年，办了几件传颂千载的事，史志上明确记载的有两件事。一是开凿水井。到任之年，适逢池州秋冬旱接春旱，城内饮用水困难。包拯亲自率领府吏在院内开凿出一口水井，水源丰盈，为民办了一件好事。这口井，因朝代更替，战火不断，到明朝初年，已完全瘀塞。明正统二年（1437）叶恩任池州太守，疏浚了此井，并作《包公井记》。记曰：“按池阳志记，郡治之迹有曰包井，……乃宋孝肃包公守郡时所凿。予访其迹，在大门东南隅……，井湮塞殆满”，经过三天掏挖，清除瓦砾淤士，淤尽而泉始冷然，便以巨石护栏，立包公井碑。叹曰：“井无地不有，而公所凿，特系其姓，阅数百年而不易者，岂以井哉。为之铭曰“泉之清于公之洁，泉之芳于公之烈”。后来不知何年何月将水井改建为四眼连体井，今无史据可考。井今依然水质甘美。二是巧辩浮江尸与瘗（亦）僧冤。明嘉靖以降的池州府志贵池县志均有同样记叙，且无“旧传”二字（不象对昭明太子的记述加了“旧传”），只可惜自古至今未有权威史志的详细记述。近年，出版的一些戏说色彩浓郁的书籍，将这一简略记载演绎成情节具体，生动感人的故事，实为杜撰之说，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不言自明。但可以肯定的，凿井事无可怀疑；辨浮江尸与埋藏和尚冤案亦当有此事，因为志书记载的前者，距史实之肇时间只三百多年，后者也只有四百余年，附会穿凿的可能性极小。包拯在池州任上还有一件事也不应隐讳，那就是至和三年八月，即调任江宁知府前他曾用银盒栽了一盒石菖蒲送给了宋仁宗，仁宗赐书曰：“汝识远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时物，来效贡仪，深体诚勤，益增叹尚未”
包公声名最煊赫的时间是在开封知府任上，那是嘉祐二年（1057）的事。刚刚接事，开封便接连下了一个多月大雨，发生了严重水灾，城内一片汪洋，全靠木伐做交通工具，倒塌的官房和民房数万间。包拯分析研究水灾如此之大的原因，认为单是大雨还不至于淹成这般状况，主要是由于开封府一条最大的河道惠民河淤塞了，水渲泄不畅，泛滥成灾。惠民河又是怎样淤塞的呢？原来是那些大官和得宠的太监们造的孽，他们在惠民河畔修筑了各显神奇的亭台楼榭，将河切成一段一段，就成了他们私人荷花池、养鱼塘或游画舫的地方。包拯为了使惠民河能够畅通，以排雨水，下令把这些亭台楼榭全部拆除。有个宦官强词夺理，不肯拆除，还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土地是他家的产业。包拯仔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恼火，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了，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其他人眼看无法抗拒，一个个都把建在河上的楼台亭榭全部拆掉了。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受贿赂。包拯上任后，决心把腐败风气整顿一下。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再通过皂隶将诉讼的状词传递给知府。一些诉师恶棍和皂隶趁机敲诈勒索。包拯觉得这样对老百姓有害无利，于是破除这条规矩，老百姓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状告。
包拯这样铁面无私，一些胡作非为的达官贵人都怕他，“贵戚宽慰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再也不敢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过关节，送点什么礼物等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你就别白操这份心了。一时间，开封城里的社会风气有明显变化。即政风清，民风正。有个人到开封府来，请包拯作主替他清理债务，包拯起初以为是赖债的，一问之后，事情恰恰相反：原来此人曾借白金一百两，现在债主已死，就还给债主儿子，其子坚决不收，因此才来到了开封府。包拯派人把那个债主的儿子叫来，问他为何不收，答道：据我所知，父亲在世时并没有借过白金一百两给人家，因此我不能收。“包拯觉得送白金人心正，拒收白金人心更正，也就不勉强二人，却将二人夸奖了一通。
包拯虽然严肃，对下属却比较虚心，有什么正确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开封府推官吕公孺是宰相吕夷简的小儿子，也是包公最得力的助手。一个强盗拦抢樵夫的柴，樵夫想夺回来，结果被强盗殴打成伤。事情闹到开封府，包拯一听之下，便很激动地吩咐对强盗用笞刑。吕公孺赶忙拦阻，对包拯说：“抢东西而伤及主人，那就不止用笞刑了。”包拯见吕公孺对法律很熟悉，而且不妄上级，对他很赏识。包拯后来调升其他官职，都把吕公孺带着，作为自己的智囊。
包拯还做过瀛州（今河北河间县）府知府、扬州知府、江宁府知府等地方官吏，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调往京城做过知谏院、御史里行、御史、御史中丞等监察官，做过三司副使、三司使等高级财政官员，也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高级军政官员。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他始终以身作则，自奉廉洁；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忠贞爱国，直言劝谏。为官二十余年，共上奏疏187章，广泛揭露、深刻批判朝野的政治腐败，其中指名道姓地揭发了61名本朝人物。当时民间就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的谚语，把包拯的铁面无私和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阎罗王相提并论。又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也有人说“要看到包公面孔上笑容比黄河水清还要困难。”
包拯有着多方面的巨大贡献。他在出使契丹时办的外交就很出色，在劣势之下确保了宋朝的体面和利益。他对于盐法和赋税的改革也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善了百姓的物质生活。陈州大旱，他上《请免陈州添折现钱》奏疏。陈州收赋税每斗大小麦都折价现钱一百文缴纳，而市价只售五十文。奏疏抨击这种苛刻剥削。但这些影响，还都不如判断冤狱和斗争权贵这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在古典戏曲和各种地方戏中，大都以反映包拯的判断冤狱和斗争权贵的题材为主。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包龙图”。至于舞台上包拯额上长了月牙的黑脸，是自明代起人们将神奇来绘画包公怪诞的面貌，以示与凡人不同。民间流传的包公许多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但所表现的包拯的正直和智慧还是符合其真实精神，只是多了一点夸张和丰富而已。
宋中书舍人曾巩作的《孝肃包公传》、宋人作的《国史本传》和元人脱脱作的《宋史本传》中对包拯均极尽褒奖。《宋史本传》曰“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是为本色包公也。（摘自于吴汉卿《钟秀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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