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旧时国人称之为“洋灰”。顾名思义，它是西洋人研制开发的产品，远涉重洋运至中国。中国人何时自产水泥？何人是中国水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本文所介绍的陈一甫、陈范有父子俩就是中国水泥业的开拓者。
陈一甫，名惟壬，号恕斋居士。祖藉石埭（今石台县）广阳乡。清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四日生。以父荫官直隶，花翎三品顶戴。先后官任北洋海防监督、东海关监督、北洋电报学堂稽查、北洋银元局提调、开平矿务局驻沪员、江苏候补道、农工商部议员等。与北方实业家周学熙相友善。当时，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时，建筑船坞要塞皆需水泥，外商借机抬高进口水泥价格，李鸿章便于1889年在唐山开办细绵土厂（即水泥厂），后因庚子赔款被英国强占。周学熙决心收回唐山细绵土厂产权。由谁来具体操办这事呢？经深思熟虑，决定邀请有管理海关、农、工、商经济才华和实干精神的陈一甫北上，辅佐自己兴办细绵土厂。陈一甫欣然接受邀请，来到天津。他经详实调查，几经波折与中外多方交涉，又诉诸法律，才低价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又招募多家商人入股，改制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他考核聘请外国技师改革生产工艺和管理方法，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在唐山附近找到制造水泥的上等黏土。当年（1903）开机生产出优质低价的“马牌”水泥，产品一下子打开了市场。1904年该产品荣获美国圣鲁意赛会头等奖。1911年又获意大利都灵博览会优等奖章，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周学熙欣喜异常，协助陈一甫扩充资本，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规模，“马牌”水泥年产量突破20万吨，1906年至1914年启新水泥产量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92%。产品还远销国外，利润丰厚，相继建起四个分厂。1912年陈一甫任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经理，全面管理扩建后的“启新”联合企业，使数以万计的农家子弟走出田间成为产业工人。后改任驻津办事处坐办。1924年调任开滦矿务管理局正主任董事。1927年至1932年又回启新洋灰公司，先任公司协理，后任总经理。翌年退职。1935年4月由津赴沪，经香港游历欧美十四国。1948年12月底病卒天津，享年80岁。
陈范有，名汝良，陈一甫长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四日生于天津。1912年入南开中学，为该校第七届学生，与周恩来同学。1917年遵从父训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土木系。1921年毕业后，又遵父命回家乡石埭县用筹集的14万银元在舒溪河上主持建造公路大桥———永济桥，造福因连年洪涝灾害而受交通不便之苦的父老乡亲。在3年建桥中，他实地勘察，精心设计，食宿自理，不取分文，建成一座11孔、长180米的4车道钢筋水泥结构大桥。使徽州至芜湖道途中的舒溪河天堑变成了坦途，受到乡亲和过往旅客的赞扬，他自己也从建造永济桥中积累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验。1925年便到天津启新洋灰公司任土木工程师、经营科长。随后赴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瑞士、比利时等国考察学习。回国后，他成功地组织了修建塘沽渔家堡海运码头和扩建水泥厂八号窑工程。在主持水泥厂八号窑的扩建中，不照抄书本上的现成数据，根据实际亲自进行核算。为节约成本，在建设过程中大胆革新，用钢砖砌筑模板代替木材。建成后的八号窑，是当时国内最先进、产量最高的窑。经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考验，该窑至今仍在安全运转，成为现代启新洋灰厂最老的一座窑。
更让前辈们刮目相看的是，陈范有1933年任公司副总经理后，面对“马牌”水泥质量不稳，价格偏高，市场销售受挫的艰难局面，力排众议，耐心说服董事会，邀请北洋大学校友、1932年从德国留学归国的水泥专家王涛出任总技师，辞去固步自封的德国技师。王涛上任后进一步改革原料配方，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把关，使“马牌”水泥质量更上一层楼，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获大奖，产品更稳固地占领了东南亚市场。之后，又率先在国内采用纸袋包装水泥，降低了成本。还在厂内装备了国内一流的检测实验室。这些业绩确立了陈范有在董事会成员中的特殊地位。“洋灰陈”绰号由此叫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水泥市场被日货渗入，启新水泥厂的销售市场被迫南移。为防止日货进关，进而占领华北，经周学熙、陈一甫商议，提交董事会研究和全体股东决议，在江南筹建年产20万吨水泥新厂，将240万应分股息做新建厂股本，指派陈范有负责筹建江南水泥厂。1935年3月陈范有奔赴江南，在沪宁一带勘察调研，又到水陆交通方便的南京江宁县栖霞山麓查明蕴藏丰富的石灰石和黏士，通过北京大学同学陈立夫等人的关系，周旋于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最终买下2400余亩土地作为厂址。他采用招标购置机器，标本的原则是设备先进，标价节省，最后在竞标的八大国外公司中一举选丹麦史密斯公司成套设备，于是年5月24日在天津利顺德饭店签了合同。同时，又分别与德国禅迎洋行、英国怡和洋行签订购买电器设备和开山机，吊车、机修设备等合同。设备订齐后，经董事会同意派中国专家去丹麦监造机器，目的是学习和熟悉机器性能和组装技术。自己则赴美、英、法、意等工业新兴国家学习考察水泥制造业。1937年10月，所有厂房和工程竣工，机器、设备安装完毕，一座用德国、丹麦等所产机械和电器设备的年产22万吨水泥的现代化工厂巍然屹立在南京栖霞山东麓。11月4日开车试运转。
就在江南水泥厂开工生产时，日寇已占领上海，逼进南京。陈范有惊觉到水泥厂若落到日寇手中，生产出的水泥用做侵华军事工程，自将成为千古罪人。他立即电告天津董事会，建议拆机转移。董事会决定：绝不与日军合作，竭尽全力保护好机器设备。他坚决执行决定，一方面迅速拆卸重要机件，大的沉入江底，小的埋入土中，秘藏图纸、文件，组织大部分员工向安徽石埭和湖北汉口疏散；另一方面悬挂德国、丹麦两国国旗，组织两国有关人员护厂，声扬产权属德、丹两国。然而日寇紧盯江南水泥厂，先是派三井洋行和小野田水泥厂代表，诱迫江南厂开工生产，遭陈范有拒绝。1941年春，三井洋行受日军部委托来江南厂逼陈范有签订合作契约，又遭拒绝。1943年7月，日军部以山东、张店制铝厂急需扩大生产飞机原料为由，不顾陈范有的强烈反对，组织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强行拆除、运走水泥厂的机器设备。到1944年7月江南水泥厂被肢解殆尽。其间即1937年底，日寇疯狂屠杀南京市民，江南水泥厂成了南京市民避难所，成千上万难民拥入江南厂内，住满了所有空余厂房。为了接纳更多的难胞，在陈范有指挥下，江南厂在空旷地搭建了许多简易棚屋，总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厂里供给难民粮食，并开设了诊所，还从南京鼓楼医院请来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给难民看病。又收容了一批抗日的国民党伤病军人，给他们换上民服，混入难民中，并给他们治伤，伤愈后还发路费让他们返回家乡。据现有资料记载，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6月，江南水泥厂相继收容难民达三万人。最多时，日收容难民近万人。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难民时间最长、收容人数最多的难民营，且没有一人死于难民营，这在当时实为奇迹。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行政院拟聘任陈范有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遭陈婉言拒绝。陈范有志在江南水泥厂复产，他向董事会提交投资190万美元购置设备预算报告。北方董事会无力包揽，陈范有知难而进，为募集资金，多方奔走，动员沪、浙实业家投资，请北方老股东继续出力，终于使资金到位。委托联合国救济总署在美国购买全套设备。1946年底南北董事会授权陈范有任江南水泥厂总经理。1948的5月所订设备全部从美国运到厂，他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安装。
沪宁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族工业，陈范有心情异常兴奋。为了尽快生产水泥支援国家建设，他致函周恩来总理请求解决供电问题，他又亲自到南京军管会洽谈通电事宜。在周总理关怀和南京市政府支持下，于1950年2月动工、8月竣工，一条66千伏专用输电线路通到工厂。历经十多年磨难的 年产22.6万吨江南水泥厂，终于在同年9月17日开工生产了。当年生产出“五羊牌”、“钟山牌”水泥15000吨，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统购、包销，并由国家预付货款。是年11月生产的1000吨水泥发往甘肃油田，封废弃油井效果良好，填补了中国高标号水泥的空白，被苏联专家誉为“东方水泥之冠”。不久，陈范有被推选为中国水泥工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就在陈范有为之奋斗的事业兴旺之时。他却因病于1952年不幸去世。年仅55岁。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和子女名下的1004500元股票无偿捐献给国家，还将自家楼房和北京、天津、北戴河、上海、南京等地房产无偿上缴政府。鼓励子女自强自立，做国家有用之才。
1959年秋，周恩来总理到唐山水泥厂视察时，向厂领导询问“洋灰陈”的情况，当他听说“洋灰陈”第二代陈范有已于1952年不幸去世时，总理连连叹息：“可惜！可惜！”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原名誉主席王光英赞之曰“陈范有先生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对早期中国水泥工业有特殊贡献。在日敌汪伪双重压迫下，陈范有坚持“不合作 不资敌”，与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陈范有把江南水泥厂办成难民营，“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显示了陈范有和他的同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情操。”1985年，全国政协原主席邓颖超提出为爱国实业家写百人名录，陈范有名列其中。（摘自于吴汉卿《钟秀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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