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两江两广总督、头品顶戴周馥共生六子，即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辉，长子与次子皆进士及第，四子与六子只得举人，五子经济科及第，唯三子未得功名。六子中第四子最为发达，官做北洋财政总长，后辞职兴办工业，成为我国著名实业家，北方民族工业的奠基人。
周学熙，字缉子，号止庵，又号卧云居士，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南京。15岁独自一人徒步赴池州府应童子试，以优异成绩入泮，16岁赴省城安庆参加乡试前的选拔考试，名列一等前矛，取得进入科举大门资格。然而，进入乡试的道途非常不顺，直到28岁时第六次应试才得中顺天乡试第18名举人。其后的会试两次受阻，第一次“会试既中，仍以额满见遣”，第二次会试，因总裁有偏恶，见“书经题文有两句引用《说文》为由”将他的名字勾掉。
时年30岁的周学熙气恼至极，决心放弃科举。又因有五女一子，负担很重，更加坚定了他弃举业而求实业的决心。他肯切地对父亲说：“我不打算再赴京会试了。我认为目前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另走一条于国于家都有好处之路。”周馥沉吟良久，对他说“也好，你已过而立之年，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该自己决定，我不拦你。我多年协助李中堂办理洋务，深知个中艰辛，只望你好自为之，不要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在父亲理解和支持下，他先在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督办的差事，由于他精明能干，不久便升任开平矿务局主办。他发现开平下属企业唐山细绵土厂（启新洋灰公司旧称）因原料来自遥远的广东香山，运费高且不及时，使水泥成本增大；加之造灰技术又不够先进，质量不高，出售受限，致使亏赔，被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燕谋报废停歇。学熙目睹当时水泥销路甚广，市场潜力巨大，便决心恢复水泥生产。1900年4月他呈请裕禄，由开平垫款，聘请有管理海关、农、工、商经济才华和实干精神的石埭人陈一甫，辅佐自己兴办细绵土厂，得到裕禄许可，细绵土厂很快重新上马，学熙任细绵土厂总办。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后，天津海关税务局英籍德璀琳用欺骗手段与张燕谋商订私卖开平矿合同，威逼周学熙签字，学熙拒不签字，并声明辞去总办职务，与开平矿脱离关系，毅然赴上海，避居家中。庆幸的是，后经陈一甫等几经波折和多方交涉，又诉诸法律，低价收回了唐山细绵土厂，改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未久，周馥由四川调直隶途经上海，将学熙带回天津，被李鸿章发往其亲信、时任山东省巡抚的袁世凯处试用，袁世凯委派他筹办山东大学堂。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其时正是八国联军洗劫之后，白银极端匮乏，物价飞涨，银根奇紧，制钱奇缺，为加强对经济控制，决定办铸造银元总局，任命周学熙为总局负责人。学熙亲自选址、测地、制定方案，招募员工，息借商款，租借设备，仅用3个月时间，于1902年11月16日开机铸造钱币，先铸铜钱。次年又从美国引进新机器，铸造银元，钱币量日益上升，市场活跃，人民生活安定，更为袁世凯扩充军事实力发挥了大作用，所以袁世凯称学熙为“当代奇才”。
1903年3月，周学熙被袁世凯派往日本考察。他在日本前后两个月的考察，亲眼看到日本工商事业、文化教育发展迅速，国力日增，西洋人的船坚炮利在日本也实现了，大开眼界。周学熙更加深了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识，坚定了以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决心和信心。回国后提出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主张并担任了直隶工艺总局的总办。总局先后办有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在发展实业中，他本着“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共保利源、快速发展、借洋智识、抑洋商品”的原则，把工艺局办成了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到1908年，他所新建的商办企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周学熙名声大振，晋官加爵，5年中先后被任命为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还被清廷封赏一品，并上溯三代封赏为光禄大夫、诰命夫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4日孙中山至参议院辞职，荐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7月2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内阁名单，周学熙任财政总长。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税制，充实国库。如强化财政，增加税收；保护产业，广植税源；倡设中国国际银行，有利于国际贸易，参与国际竞争等等。但也干了件大坏事即经办“善后大借款”。鉴于庚子赔款催逼尤急，军费开支惊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13年4月26日他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受袁世凯指派，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2500万镑《善后五厘大借款合同》，全国一片愤怒，参议院认定合同无效。周学熙被迫辞职。1915年3月袁世凯又任命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上任后，他努力落实前任时的一系列主张，一是整理田赋，重新丈量全国田地，按亩以银元计征国税；二是兼任盐务署督办整顿盐务，实行稽核制；三是新辟印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附加税），归中央专款；四是加强金融机构建设，创建银行融资聚资。是年8月14日迎合袁世凯的“筹安会”在京成立，鼓吹帝制，周学熙晋见袁世凯询问并劝阻此事，袁避而不谈。他主持的财政部拒拨帝制活动经费，被袁世凯以“养病”为名将他软禁在北京北海，家人亲友一概不得相见，直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乌呼，他方与家人团聚。
在长期从政和创办企业中，周学熙积累了丰富的振工兴商经验，其间他凭借自己既是天津地方长官，又掌握着北洋财政企业职务之便，就开始以天津为基地，创立自己的事业。在第一次辞去财政总长职务之后，便迅速将周氏家族聚居于天津，齐心合力创办“周氏企业集团”。先是买下德商在青岛郊区的一个缫丝厂，准备改造为纺织工厂。由于爆发了世界大战，青岛被日军攻占，建厂的事就被搁置下来。第二次出任财长时，因世界大战的影响，棉纱市场行情飞快上涨。周学熙看准了机会，授意小弟学辉联合滦州启新公司中皖籍的同乡和亲信股东言仲远、王锡彤、孙多森、陈一甫等十二人，发起组织华新纺织公司筹委会。周学熙让亲信、山东盐运使杨之味出面，具呈请求袁世凯批准创办会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石家庄、通州、青岛设立纱厂，总投资一千万元，其中官股4成、商股6成，由政府保息5年，并且请求直、鲁、豫三省由华新公司专办纱厂30年，以及各种税收方面的优惠。袁世凯明白这个呈文是谁的主意，他当时正要笼络周学熙为他的帝制活动效劳，就爽快批准同意了呈文中的所有请求。1916年，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在农商部注册、登记，只有专办30年，由于派系斗争关系没有获准外，其余条款都获准同意。在华新津厂已经大体建成，购进的机器设备安装竣工，正待开车之际，突然遭遇时任财政总长曹汝霖授意他人具呈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的难题。周学熙得知原委后，立即决定由股东们集资，将所有官股退回，把华新全部改为商办，由股东公推自己任华新公司总经理，从而力挽狂澜，度过了难关，使华新津厂终于在1919年正式建成开车生产。
华新津厂投产后仅四年时间就获利413万元，超过原资本200万元以上。在华新津厂的带动下，天津又相继有裕元、裕大、宝成、恒元、北洋等纱厂问世。这些纱厂成为天津纺织工业的基础。接着，周学熙又看准了青岛由于陆上有胶济铁路，海上有通往上海、日本的航线，交通非常便利，又有北方棉花集散地的特殊优势，决定由周氏家族为主筹集资金，创立华新青厂。于是他动员周家的所有人员集资，包括老太太的积蓄、姑娘嫁妆、儿媳的陪送，甚至连小孩子积攒的压岁钱，一共84万元，加上江西督军陈光远等人的投资，共120万元，在几年前购买的沧口缫丝厂旧址上，建起了周氏集团的主要企业———青岛华新纺织厂。这个厂实行常务董事负责制，开始由周学熙自己任专董，侄儿叔弢为常董，次子志俊佐之。后来唐山、卫辉两纱厂建成，周叔弢到卫辉厂主事，周志俊任常董。主持常务。
华新公司的四个厂建成后，周学熙已执华北棉纺业之牛耳，启新、滦州两公司的生产也蒸蒸日上。这些公司在当时属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需要流动资金为数巨大。为了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周学熙于1916年就着手筹办中国实业银行，几经周折，终于在1919年1月正式成立开业。这个实业银行，除将滦州、启新两公司所积累的提存款和公积金作为本金外，周学熙还以惯用手法，招收了一部分手握实权的北洋军阀官僚如徐世昌、钱能训、熊常龄、曹汝霖等人的私人资本，这样做，不仅充实了银行本金，也使实业银行受到了官府的保护。另外，周学熙还于1921年与比利时商人签订合同，在秦皇岛创办成立了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跃华公司玻璃厂。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任总统后，又邀请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他力辞不就，表示愿意就棉业整理做些工作，于是被任命为全国棉业督办。他所以乐意接受这个职务，是因为他考虑到要发展扩大棉纺业规模，必须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棉花种植基地，手中有权何愁基地建不起来。上任第二年就在天津成立棉业传习所，设纺织和植棉科，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又选派学员去美、英、日等国学习，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植棉场；又积极改良棉种，设胶县等地植棉场，购买美国棉种试种推广，组织棉农来场参观学习；效法张謇在南通成立棉业公司的经验，成立长芦棉垦局，自任督办，利用长芦废盐场，筑沿海防潮大堤，大规模种植棉花。后因徐世昌下台，新任国务总理与自己有恩怨，便辞去棉业督办之职，长芦棉场半途而废。至抗日战争前夕，青岛华新纱厂在周家父子的苦心经营下，拥有4万4千纱绽、8千线绽、500台布机，成为纺织印染全能厂。天津华新纱厂、唐山华新纱厂和卫辉华新纱厂，也都拥有1万至2万纱绽、百台布机规模。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的机械设备全部移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创了“三信”（信和、信孚、信义）、“三新”（新安、新成、新业）工厂，使周氏集团在上海企业界建立了信誉，占领了阵地。
周学熙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奋斗，营造起一个庞大的实业集团，它总括水泥、陶瓷、纺织、煤矿开采、玻璃制造等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发行，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有着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囊括十几个企业公司的“周氏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他与当时南方著名实业家张謇一并被世人称之为“南张北周”，其事迹亦被收《中国近代史》和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之中。
难能可贵的是，周学熙在他创办工商企业发达后，还遵循母训，出资在家乡池州地区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如捐资兴建林农公会，倡导乡民开发荒山，植树种茶、栽桐；在葛公镇近郊开辟栽桑养蚕试验场；在池州的贵池、石台、铜陵、青阳、秋浦、东流等6县建立缫丝厂；在至德县兴办商业讲习所，招收学员分配到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自来水厂工作；兴建宏毅学舍，发展家乡教育。还在家乡创办了中医传习所、秋浦医院及上乡陈镇、利安，下乡葛公和贵池唐田等4所诊所。还捐资重建了梅城文庙大成殿、“寿”字崖山房、铁佛寺万善桥（今花园大桥）、东流“秋东利济趸船公司”、秋浦电灯厂等。其子周志俊继承父志创办了至德仁寿诊所（今尧渡医院）和敬慈小学（今梅城小学）。直至建国后，仁寿诊所活动经费仍由周家资助。1980年私营工商业政策落实后，周志俊又将在银行解冻的存款10.7万元捐给东至卫生部门，给尧渡医院新建了一座大楼。家乡人民对周家的善事义事感恩不尽，受益至今。
周学熙1947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81岁，葬于西郊昌运宫，与妻同穴。1950年墓地被征用，改葬于西郊老山公墓。家乡得知周学熙去世消息后，众人设处遥祭哀悼，并议定尊称其为“周诚惠公”。（摘自于吴汉卿《钟秀池州》）
（此文参阅了《东至周氏家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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