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北国工业巨子、民族工业奠基人周学熙，自然不能割舍在发展民族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位人物，他就是周叔弢。
周叔弢，名明暹、又名暹、号秋浦、又号弢翁，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苏扬州，是两江、两广总督周馥长子学海的三儿子。少时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周学海为了使孩子将来有出息，特地聘请了教授英文的教员。青少年时，叔弢喜欢文字训诂之学、古文和诗词，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由于勤奋好学，曾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因患肺病没有去报到。十六岁时父亲病故，十九岁时母亲又去世。他不愿在扬州继续经营家传盐业，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于是先随祖父到上海，后移居青岛。其时，叔父周学熙在青岛创建华新纱厂，叔弢任该厂专务董事，参与厂务管理。青岛华新纱厂一投产，日本人就迅即兴建日商棉纱厂，处处挤压，打击华新纱厂。继之日本人又增建新纱厂，形成了对华新的重重包围。周叔弢抱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殚精竭虑在竞争中扬长避短，终于使青岛华新纱厂逐渐站稳了脚跟。未久，华新资本集团又创办了卫辉华新纱厂和唐山华新纱厂。卫辉华新纱厂的负责人、知名企业家王筱汀为造福乡梓，并鉴于周叔弢在参与青岛华新纱厂经营管理显露出的才干，邀请他主事卫辉纱厂。他后因肺病复发，加上卫辉厂内外环境都差，企业遭遇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于1922年辞去了董事兼经理，到天津治病。1925年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们推荐并敦聘周叔弢担任唐山华新纺织厂经理。
周叔弢未学过纺织业，在管理纱厂中坚持向书本学，向老师傅学，很快掌握了棉纱生产的全面知识。他发现中国由于贫穷落后，什么东西都靠进口，用的全是洋货。他决心振兴民族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努力使华北的棉纺业与江南同行并驾齐驱，共同抵制日本棉纱业的入侵和排挤。他锐意改革，更新设备，增添喷雾设备，改进车间照明，并相应改革一些陈腐的管理规章制度，采用科学管理措施，提高了棉纱质量，开拓了市场。唐山华新纱厂生产规模由原来的15000锭扩大为40000锭，并由单一的纺纱厂发展成为一个纺、织、染工序完整的纺织厂。其时，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的失败，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董事会委派周叔弢为经理。这样，叔弢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周叔弢兼任后知难而进，改革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不避亲、不避嫌地调整人事，对工厂倾注了许多心血，很快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正当这些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区，推出了由汉奸殷汝耕为首的伪政府。日本人为了独占中国纺织品市场，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采取种种限制手段，先是要收买，周叔弢重民族气节，富有爱国心，对日方要求不予理采；日本人不肯善罢甘休，以“不合作不能保证工厂安全”相威胁，又提出“合作方式”入股，周叔弢故意拖延，甚至暂回天津，居家不出。日伪为了逼他屈服，就用高额统税来压垮他，致使华新各厂陷于困境。最后，纱厂无路可走，日本人提出了收买51%股权为名，攫取这个经营好、效益好工厂的强盗要求。而周叔弢则不畏强暴，毅然拂袖而去，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辞去了总经理职务，回到了天津。后来，日伪鉴于他在工商业界的威望，多次登门请其出山，均遭拒绝。抗战期间，事业举步维艰，董、监事的车马费有限，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变卖股票和藏书维持生活，直到抗战胜利。
1944年，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病故，常务董事们要周叔弢出山，1945年7月周叔弢又任启新协理职务，不久日寇投降，原总经理被迫辞职，周叔弢遂升为总经理，直到全国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作垂死挣扎，迫令天津的一些大型企业“南迁”，使天津工商业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周叔弢一方面收听延安广播，找来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了解共产党的决策；一方面同一位著名爱国企业家李烛尘一起，利用“三五俱乐部”这个工商界头面人物活动的场所，先提出大型重工业工厂迁到哪里？如何搬迁？数以千计的职工如何安置？激起的工潮谁人负责？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明确答复为由，拖延时间，抵制南迁。
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天津党组织负责人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周叔弢侄子周骥良做叔弢工作，向他介绍天津和唐山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周叔弢开明地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些了解，对毛泽东非常敬佩。当周骥良问他是否想离开大陆，他坚定地表示“绝对不走！”当时天津工商界人士思想复杂，顾虑颇多，是跟国民党撤到台湾，还是留守天津，举旗摇摆难定。周叔弢和李烛尘先生身体立行，在“三五俱乐部”和其他场合，率先表态，坚决留在天津不走，并积极宣传解释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稳定了工商业界上层人士的留守天津的思想，保存了天津工商业企业的实力，与广大企业职工一道，为迎接天津解放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对周叔弢非常关心和尊重。1949年9月，他与爱国实业家李烛尘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亲睹了毛泽东的神采，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他参与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参与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参与了确定国都、国旗、国歌等大事，感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1949年，刘少奇代表中央来天津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见了包括周叔弢在内的天津一些资本家，对于周叔弢为发展民族工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给予肯定的评价，并鼓励他多办工厂，为繁荣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周叔弢深受鼓舞，同时也向党倾吐心声，提建议，谈想法，受到了刘少奇的赞扬。
1950年，中央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局长会议，周叔弢以主管工商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他，手中拿着他在会上的发言稿，非常亲切地垂询了天津市工商业的情况，并希望他教育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离开时，毛泽东还将他送到大门口。这时他的座车还没有来，毛泽东就派秘书用自己的车送他回到寓所。其后，周叔弢还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聆听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50年代初期，周叔弢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斗争以及整风、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都能与共产党同心同德，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深切地说：“回顾我的青壮年时代，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饱经忧患，也深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老前辈们创办实业的艰难，在我大半生经营纺织和水泥工业的过程中，对所谓‘实业救国’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局限性也有了深切的体会。实践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建国后，周叔弢获得了施展经营企业才能的广阔天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所经营的企业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并认真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仅取得国营经济的信任和广大职工的拥护，而且博得了同业的赞赏，在私营工商业中起着领头作用。
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他积极拥护，所经营的企业率先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他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成为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表率。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以来，他将全部定息上交给国家。
1950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到周叔弢家中，请他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在旧社会“不屑与政界往来、洁身自好”的周叔弢，对共产党非常支持，立即欣然应允。他是天津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始终以革命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除了协助市长工作外，重点抓绿化、卫生方面的工作。1951年，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天津举办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他和黄敬市长一道，动员全市工商企业协同各界人士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利用旧跑马场废址，搞了许多花钱很少、式样别致的竹篾建筑的展览大厅，从华北5省4市征集了大量的土特产品进行展览和交流，华北地区农、工、商各方面人士云集天津，热闹非凡，扩大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和城乡关系，受到华北行政委员会的表扬。周叔弢担任天津市副市长达16年之久，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分工所及，事必躬亲，深入基层，调查访问，对天津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党的信任和广大群众的尊敬。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六届代表，和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至四届、六届委员和二届常务委员、六届副主席。
周叔弢对共产党坚信不移。“文革”中，周叔弢受到严重迫害，多次被批斗，子女有的被打成特务关进牛棚。然而他身处逆境能自重，遭遇挫折不灰心，还对别人说“这不过是暂时现象，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红卫兵”来抄家，他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文物保护政策。说服“红卫兵”不要损坏国宝。他的艰难处境，很快被周恩来总理知道，特地打电话到天津制止“造反派”对周叔弢的批斗，并指示国务院通知周叔弢参加1966年国庆观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改革开放，支持新生事物。听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就和工商界朋友一起去参观，高兴地说：“农村有出路了。到农村一行，胜读十年书。”工厂实行改革，他以极大的兴致去参观；市政建设有新成就，他兴高采烈地去欣赏。须知，此时他已是九十高龄的银发老人了。
周叔弢一生生活俭朴，无声色之好，连香烟也不吸一口，唯嗜好收藏古典书籍。他买书藏书有“五好”标准：一是版刻好；二是纸张好；三是题跋好，四是收藏印章好；五是装潢好。为了买到一本心爱的书，他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他买书给价公允，如果卖方对书价估算不足，他总以公平价格收买，遇到真正心爱的书就是价格再高，也在所不惜。一生所得精品甚多，拥有宋、元、明三代的经、史、子、集善本和清代善本书等。还有敦煌卷子，战国、秦汉古印，元、明、清名人书画，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收藏这些古籍，既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也不是为了“子孙永保”，而是为了不让这些文化珍品散失，艺术宝藏不被盗卖、盗运至海外，也不致因水火兵虫之灾化为烟云。他曾嘱咐子孙要在国家太平之后，把藏书捐献给国家。其实早在1942年他就在所编藏书目录前给子孙留下嘱咐：“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可谓心昭日月，善哉其言，信哉其言也。1952年他把毕生精力所聚，藏书中的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715本2672册全部捐给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接收，藏于北京图书馆。1954年他又捐献给国家中外图书3500余种22600多册，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1981年又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古印玺1262件、敦煌卷子200多卷及一些名人书画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分别收藏在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他在捐赠仪式上动情地说：“这些书籍文物本来属于人民，我把这些来自人民的东西归还人民，找到了他最好的主人，我心里非常高兴。”
1982年10月他亲手写下遗嘱：“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入沧海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1984年2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谢世。终年93岁。20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敬献了花圈。人民日报刊发了“周叔弢同志生平事迹”的长篇文章，称他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古籍文物收藏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逝世“是我国政治界、工商界、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党失去了长期密切合作的老朋友，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摘自于吴汉卿《钟秀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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